1981年，开国上将黄永胜被判十八年，为何他的妻子项辉方仕途却越来越顺利？
1937年深秋，晋察冀山区的夜风夹着硝烟味，豆油灯下，一群妇女围坐土炕，黑板上写着“日寇必败”四个字。带队的年轻女干事项辉方，在昏黄灯光里把粉笔举得很高，“这个‘败’字大家记住了吗？”寂静里有人怯声应答，“记住了！”那一年，她刚满二十出头，离开保定师范，背着行李走进八路军三分区，此后近七十年，她的名字多次出现在军队任免通报，却很少有人把她同丈夫黄永胜的命运放在一张纸上比较。
晋察冀军区的宣传科缺人，项辉方识字又敢说，被派去村镇串讲。山路崎岖，她常把硫磺粉撒在腿上防虫；赶上宵禁，只能贴着山壁摸黑前行。为了让扫盲班的妇女留得住，她把自带的半袋小米全煮了分给大家。有人劝她别硬撑，她笑笑：“肚子挨饿不要紧，脑子不能空着。”这种干劲，很快让她在妇救会里站住脚。1938年1月，她在一个毫不起眼的窑洞宣誓入党，见证人只有两位炊事班战士和一只油灯。
同年夏天，前线送来一批伤员，一位湖南口音的排长腿部重伤，医生说需长期护理。宣传科抽不出人，参谋开玩笑：“项干事最细心，让她去吧。”后来想起这句玩笑，他自嘲：“一句话撮合了一桩终身大事。”那个排长正是黄永胜。最初，两人几乎没交谈。黄永胜只问过一次，“你真愿意天天守在这儿？”她答，“党的决定，就是我的决定。”短短十八个字，成了他们婚姻的火种。
1944年，延安急调一批青年去白求恩军医学校深造，项辉方榜上有名。她白天练习缝合，晚上抄写讲义；床头挂着两张纸条，一张写“救死扶伤”，一张写“提高文化”。半年后，她带队奔赴晋南野战医院。许多老兵至今记得，她能一边做手术一边给伤员讲识字课。有人半开玩笑，“项教员，刀口都缝完了，你字还没讲完。”她抬头眨眼，“两件事，一起缝合，省时间。”
抗战胜利后，东北成了新的主战场。第四野战军机关内务庞杂，项辉方被任命为干部科教育组长，负责子弟学校和扫盲队。松花江边缺桌椅，她带人拆旧船板，一夜锯成课桌。有人问，“你这算工程师还是先生？”她耸肩：“革命需要什么，我就是什么。”这种一句顶三句的干劲，让她在解放战争中屡被点名嘉奖。
1950年代广州军区成立，黄永胜转任主官，而项辉方调去军政大学筹备处。档案显示，她起草的教学方案结合了前线经验与基础文化教育，被时任校长批示“可直接试行”。她本可安心从属于丈夫的系统，却偏要走文职干部的独立通道。一次会议散后，有参谋悄声说：“同是夫人，她像同事。”楼道里回声清晰，项辉方停下脚步，回头淡淡一句：“别把夫人当职务。”
时间跳到1981年1月。京西某礼堂内，法槌落下，黄永胜被判有期徒刑18年。庭外寒风凛冽，围观人群窃窃私语，“项主任会不会受影响？”事实证明，她不仅站住了，而且两年后升任军政大学办公室主任。杨得志在电话里征求意见，“老项，这烫手山芋你接不接？”她回，“工作从来不烫手，失误才烫手。”对话结束，当晚任命电报即发。
进入90年代，总参谋部需要一位熟悉基层与机关双重业务的负责人，最终人选仍是项辉方。她主持编修《野战部队后勤管理细则》，把战时简陋却管用的“土办法”写进条文，许多年轻军官读后感叹：“原来老经验也能这么系统。”在那个男性掌控的会议室里，她的发言常以一句短评作结——“可行，就干！”冷峻而简洁。
家事从未被她忽视。四个子女中，长子黄春光赴部队服役，次子黄项林转战外贸，三子黄项勇潜心油画，女儿黄项辉随科考队到过新疆、西藏。有人羡慕这份多彩履历，她却更看重一种秩序：家书必须手写，每月一封，内容不限，字不能潦草。黄项林后来回忆，“母亲没说过高大上的话，只一句——字迹代表人。”这句家规，孩子们至今保留。
1998年，项辉方获得独立自由勋章。颁奖结束，她没参加合影，而是回办公室加班修改文稿。工作人员埋怨，她轻声解释：“章戴在胸前，文件落在抽屉，哪个更影响部队？”这种看似刻板的执拗，让许多人想起她初入晋察冀时的模样，还是那盏昏黄油灯下，拿粉笔站得笔直的女干事。
2003年3月6日，她在解放军总医院病房平静离世。军乐队奏起的送别曲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流传的《五月的鲜花》旋律重叠，有人说这是一种巧合。倘若真能问她，她大概会笑着摇头：“巧合不重要，重要的是该做的事做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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