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时报记者 郭锦辉
12月10日至11日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明年经济工作在政策取向上，要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这一政策取向将推动我国经济实现“十五五”开门红。
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在质的有效提升上取得更大突破
2026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黄群慧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认为，稳中求进是经济工作的总基调，提质增效是强调经济工作要围绕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展开。2026年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要围绕《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来制定政策，实现“十五五”开门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2026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的部署很好地落实了《建议》关于经济发展重大战略任务要求。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的背景下，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目前经济发展中亟须解决的一些重要问题，部署了一系列相应的举措，比如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等。整体来看，2026年将会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拓展内需增长新空间。”黄群慧说。
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苏剑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认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26年经济工作的政策取向是基于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针对经济发展中的老问题、新挑战对症施策。比如，2026年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又比如，会议提出，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这有利于持续扩大内需，着力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从政策取向看，2026年扩大内需的力度可能比2025年还要大。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决策咨询部综合形势处处长、研究员刘志成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认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明年经济工作的政策取向，既保持了延续性，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第一，稳中求进是工作总基调，也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这些年我国一直坚持稳中求进，但在不同年份稳的重点和进的方向有所差别。2026年，“稳”的方面继续强调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进”的方面突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
第二，提质增效被摆在非常重要的位置。提质增效是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内在要求，目的是要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的发展。在实现路径上，提质增益要求既要做优增量，又要盘活存量，通过盘活存量来带动增量，优化资源配置实现质量和效益提升。
第三，强调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
招联首席研究员、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认为，2026年经济工作“稳中求进、提质增效”的政策取向，传递出明确的政策信号：宏观政策将更加积极有力，以推动宏观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有两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是强调“提质增效”。这凸显出在保持合理经济增速的同时，对发展质量和效益等方面有更高要求。二是强调政策协同性。这意味着要加强政策协调，综合用好财政、货币、产业、就业等政策，让各类政策相向而行，协同发力，加大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支持力度。
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增强未来发展信心
2026年经济工作要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黄群慧认为，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强调了改革、创新、开放和稳增长政策的结合。逆周期和跨周期的举措，尤其是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是要在保持一定经济增速的前提下实行的。这就要求这些举措很好地有机结合才行。例如，会议提出，2026年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这给市场释放出明确的政策信号。结构性的改革举措，将更好地稳预期、坚定对未来发展的信心。
对于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要注重发挥集成效应。一方面，“十四五”即将圆满收官，我国在过去5年取得了新的重大成就。这些成功的经验做法可以继续深入实施，比如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等。另一方面，根据具体的经济运行情况，加大政策力度。未来，可以进一步加大“两新”“两重”的政策力度。同时，可以优化政策支持的方向，比如，除了政策对制造业的支持外，可以加大对服务业的支持力度。
刘志成认为，2026年经济工作的政策取向突出了三个重点方面。
一是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特别强调保持必要的财政赤字、债务总规模和支出总量。这里面保持必要的支出总量非常重要，因为支出规模是衡量财政政策是否积极的关键变量，只有支出总量实现一定速度的增长，才能更好发挥财政政策在拉动需求方面的积极作用，支撑稳定的经济增长。
二是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特别强调把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物价合理回升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这表明目前物价持续偏低运行对居民收入、企业利润、政府税收都存在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推动物价合理回升是当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条件。把经济增长和物价回升放在一起考虑，也隐含了追求较高经济名义增速的发展目标。
三是更好地发挥政策的协同效应。这种协同效应体现在多个方面，包括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同，既要通过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带动社会融资规模稳定增长，又要通过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为政府债务融资创造有利的流动性环境，降低融资成本；也包括调控政策与改革政策的协同，既要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为重点领域改革推进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也要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
苏剑建议，由于国际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因素比较多，2026年要重点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持续拓展内需增长新空间。在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方面，可以更大力度实施“两新”“两重”政策，进一步扩围到服务业等领域。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方面，2026年适时出台降准、降息政策的可能性增加。同时，要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和有效性，增强各类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政策、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与宏观政策取向的一致性，注重增强改革与政策的协同效应，合力实现2026年我国经济稳定增长和更大的质的有效提升。
董希淼建议，要采取更多措施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明确目标、要求和流程，从根本上为经营主体发展创造可预期、更稳定的政策和制度环境，进而增强经营主体的信心和预期，更精准有力地提振消费和增加投资，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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